主题：三江源：国家河源 国家形象 公园先锋
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苏杨
内容提要：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首个实施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公园，园区总面积12.31万平方公里，涉及青海省玉树、果洛2个藏族自治州的4个县，构成了“一园三区”的布局。根据规划和部署，青海省委、省政府提出“一年夯实基础工作，两年完成试点任务，五年设立国家公园”的工作目标，将园区打造成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先行区，为全国提供示范。 　　近日，新华社、青海日报、西海都市报、西宁晚报记者联合专访了受邀到三江源国家公园考察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杨。苏杨长期从事我国生态文明制度研究和三江源生态保护规划研究，他从一个专家的视角、战略的高度，为我们解读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公园。
 
记者:李亚光
您好！苏研究员，感谢您一直以来关注、关心和支持三江源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能不能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评价一下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地位和示范性？
 
嘉宾:苏杨
　　在自然保护领域，近年来影响最大的政策莫过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对国家公园体制来说，则是2017年7月19日中央深改组第37次会议通过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这是在2015年1月发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3年试点即将结束时，中央对未来中国国家公园的顶层设计。
　　不管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还是从建立国家公园来看，三江源国家公园都走在了前面：2015年12月，《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方案》在中央深改组第19次会议上审议通过，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2016年4月，青海省委常委会议明确提出力争于5年内建成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这是迄今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中惟一给出建成国家公园时间表的，而且，其建成速度遥遥领先于其他试点区——2016年6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组建运行。2016年9月，中央编办印发《关于青海省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批复》，这是迄今唯一一个由中央编办批复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正厅级）。2017年8月1日，中国首个国家公园条例《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正式施行，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率先进入依法行政时代。
　　总面积12.31万平方公里的三江源国家公园，这个区域按照生态系统功能、保护目标和利用价值，划分为核心保育区、生态保育修复区、传统利用区等不同功能区，实行科学保护，体现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物多样性价值和自然文化景观价值，而这3个方面的价值也呼应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提出的“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
 
记者:李亚光
三江源国家公园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系统，造就其与国内其它国家公园的不同之处。相比国内其它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有什么共性和个性，有那些独特优势？
 
嘉宾:苏杨
　　三江源是我国极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素有“中华水塔”的美誉，具有极其重要的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功能。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其年均可向下游提供约600亿立方米的清洁水。三江源区域内自然资源景观典型而独特，发育和保持着世界上大面积的原始冰川雪山、草原草甸、湖泊湿地等高寒生态系统。
　　放眼国内，像这样的价值在国家公园试点区中具有共性。我国10个国家公园试点区中的大多数是江河源。比如作为长江支流发源地的神农架（四条二级支流）、作为闽江发源地之一的武夷山，而开化，则直接更名为钱江源国家公园，以为其今后包含整个钱塘江源头生态功能区的扩园留下余地。这些保护对象主要为森林、草原生态系统的国家公园，却均显示了“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
　　三江源更有其重要的个性，即生态恢复成就高。以黄河源玛多县为例，其境内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属典型的高原大陆型气候，寒冷、缺氧、干燥、多风、昼夜温差大，四季不分明。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玛多县原本就极为脆弱的高原植被受到严重破坏，大部分地区水源涵养功能大大下降，造成径流逐年减少，湖泊水位下降，导致草场退化、沙化，物种生存条件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幸运的是，在过去10多年中，青海在国家的支持下在玛多县实施了力度空前的城镇化和生态建设。城镇化使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态建设则使保护工作也能产生效益。
 
嘉宾:苏杨
　　2005年以来，国家投入超百亿元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为保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青海省采取退牧还草、野生动物保护工程、珍稀土著鱼类增殖放流等综合措施。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对三江源生态工程中期评估认为：“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局部地区生态状况有所好转”，并呈现“增水、增草”现象。其中，牧草产草量每亩增加29.66千克，植被总盖度增长5%，优势种盖度增长11.5%。据卫星遥感资料显示，青海省玛多县境内的鄂陵湖、扎陵湖面积分别由2003年最低点578平方公里、493平方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677平方公里、560平方公里。
　　三江源位置重要、“家底”好，在过去10多年的发展中更体现了“生态保护第一”的宗旨，其生态价值通过生态恢复得到了保障。不仅如此，三江源还实现了牧民的大幅度增收，这才是对国家公园体制，同时也是对一种发展方式的最好诠释。
 
记者:李亚光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绿色中国走向世界的形象大使。请谈谈您眼里的三江源国家公园。
 
嘉宾:苏杨
　　讲到国家形象的代表，正如《我的中国心》这首歌中所唱：“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三江源占了一半。但我觉得，三江源的国家形象是与其生物多样性、生态原真性、全民公益性高度关联的。这方面的情况，我用在玛多县冬格措那湖畔的一段考察日志来展示一下。严格地说，这里只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外缘地带。
　　冬格措那湖淡水、不冻，边上有山谷，这是典型的生物多样性的地利，只是阴天显得不那么清澈。后来，等我们在山谷里开始攀登，100米后就发现这样的天，时可遇不可求，要还是昨天一样的艳阳天，以4200米为起点的攀登，可是“酷刑”啊。
　　有了天时地利，我们才有了一场和山谷的“艳遇”。在与藏野驴（不到50米）和藏原羚“亲密接触”后，我们与当地人在山谷口午餐。塞了一肚子羊肉和半肚子烈酒后，我们从海拔4200米的山谷出发了。
　　给我们带路的是青海省生态办的一位副处长，他预言会发现岩羊。大家以为他是酒后夸口，为此，两个同路人打起了赌。女孩说如果发现3只岩羊，就把刚才在饭桌上捡到的男孩遗落的手机还给他，男孩问，如果看到6只呢？大家都说那就反给女孩一部手机——几乎没人相信能发现6只，岩羊毕竟是一种胆小且“高高在上”的动物。
　　随后的3个小时，或许只能盘下一个手机店才能兑现承诺了：我们见到了上百只岩羊。
　　然而“主角”在我们就快告别山谷时低调登场了——狼出现了。
　　在500米外的山头，一只差点被误认为是沙狐的狼出现后，在更远的山头上成群出现的岩羊前，又多了一只狼。岩羊们完全不是“喜羊羊”，狼也显然不是“灰太狼”——是灰的，但智商远远超过“灰太狼”。它们用时不长，就有所获。
　　香鼬一家和各种雕类也出来“表演”了。尤其是大家没想过，我们没闻过的香鼬，没吃过人类的亏，看见我们进了它们家，就来回穿梭在舞台前表演，离观众最近不到两米——这个距离，好像真能“闻香识动物”了。
 
嘉宾:苏杨
　　那么多动物争相“表演”，姹紫嫣红的植物也俯拾皆是，紫色的紫花龙胆，红色的红景天……再加上这个山谷里造型各异的嶙峋怪石，真是个充满抽象色彩的舞台布景。
　　用数学语言来总结这个下午的“演员”和“群众演员”：狼（＞2只）、藏野驴两群（7+12）、藏原羚三群（1+7+6）、岩羊六群（＞4+3+20+20+50+30）、金雕（＞2只）、草原雕（＞2只）、隼（＞2只）、鹫（＞3只）、大鵟（＞3只）、旱獭（＞6只）、野兔（＞2只）、灰斑鸠（＞20只）、香鼬一家（5只）、赤麻鸭和鸬鹚（＞20只）、戴胜和鼠兔（不计其数）。逛一下午动物园，能看到这么多只动物不？要问玛多什么多？鸟多兽多花样多。
　　与此同时，另一个考察队，在同属三江源的杂多县看到了雪豹，看到了棕熊捕食旱獭。
　　三江源随处可见的众生和谐场面，天人合一的“大片”，这么多不请自来的“演员”，都有一个重要背景：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特色鲜明，成为保育三江源地区生态健康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当地群众适当强度的传统游牧活动，是维系这一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因素，这正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许是受半肚子烈酒的激发，我顿悟：这是青海为野生动物创造的“和谐社会”，这里有“野生动物国家队”，这里有美丽中国。
　　看完这里的“大片”，我这个去过全部10个国家公园试点区和近百个世界各国国家公园的人不得不这样总结：三江源国家公园是中国惟一的以大型食肉动物为顶级的食物链展示系统，是惟一可见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雪域窗口。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三江源国家公园真正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12个巨大生物多样性国家的“巨大”。
　　对三江源区，全面概括起来应该是：青海人的自留地，中华文明的“自流地”，野生动物的自由地。
　　我把冬格措那湖的这个山谷看作了青海人藏起来秘而不宣的自留地，把大河文明起点的三江源看作是中华文明自上而下的“自流地”，把三江源国家公园看作了每个国人都看得见的野生动物的自由地。
 
记者:李亚光
三江源国家公园要成为我国最好的国家公园，需要在那些方面作出努力？
 
嘉宾:苏杨
　　如果一切顺利，“人努力、天帮忙”，三江源国家公园必将会成为中国最好的国家公园，毕竟天赋资源、人促恢复，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又带来机遇。但是，也正因为其“第一”和“惟一”太多，标准也更高、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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